当我站在巴黎王子公园球场的看台上,潮湿的六月空气里混合着烟草和汗水的味道,耳边是此起彼伏的法语呐喊声。这哪里像是一场世界杯比赛?分明是欧洲大陆即将被战火吞噬前的狂欢。作为《伦敦每日纪事报》唯一获准随队报道的英国记者,我的钢笔在笔记本上颤抖——墨水瓶里晃动的不是墨水,而是历史。
记得抵达马赛港那天,码头上悬挂的纳粹旗帜让我的胃部一阵绞痛。奥地利队刚被德国吞并,球员们被迫穿着绣有卐字徽章的球衣出场。"看看施耐德的表情,"我的法国同行雅克咬着烟斗低语,"那个去年还在为奥地利进球的前锋,现在像个提线木偶。"更讽刺的是,意大利队坐着墨索里尼特批的专列而来,车厢外漆着"世界杯或死亡"的标语。当匈牙利球迷在酒馆高唱反法西斯歌曲时,德国球迷的啤酒杯砸碎了整扇橱窗。
巴西对阵捷克斯洛伐克那场,我永远忘不了捷克门将普拉尼卡染血的球衣。这个曾在柏林奥运会上拒绝行纳粹礼的男人,今天被巴西前锋列奥尼达斯踢断了肋骨。医疗队抬他下场时,看台上有人用德语大喊"劣等民族",随即引发混战。我攥着相机冲进人群,镜头捕捉到巴西黑人球员多明戈斯搂着捷克白人球员的肩膀——那一刻,足球场成了种族主义最响亮的耳光。
意大利对阵巴西前夜,我在酒店走廊撞见教练波佐对着圣母像祈祷。这个带领"蓝衣军团"卫冕冠军的老头突然抓住我的手腕:"那些政客要把奖杯变成宣传工具,可我的孩子们只想为足球而战。"第二天当梅阿查罚进点球时,他跪在草皮上痛哭的样子,让我想起被征召入伍的弟弟。终场哨响后,更衣室传来砸东西的巨响——后来才知道,是球员们把墨索里尼送来的贺电扔进了马桶。
6月19日的巴黎下着细雨,匈牙利球迷把茜茜公主时代的旧国旗铺满了看台。当皮奥拉攻入制胜球的瞬间,意大利替补席爆发的欢呼声里带着解脱。纳粹德国代表团脸色铁青地提前退场,而匈牙利球员科瓦奇却脱下球衣送给一个小难民——那孩子父亲刚死在西班牙内战前线。颁奖时突降暴雨,混着香槟的雨水流进我的衣领,尝起来像咸涩的眼泪。
返程的列车上,捷克记者弗兰塔塞给我一张照片:布拉格街头,德军坦克正碾过他们国家队的大幅海报。"下次世界杯...如果还有下次..."他哽咽着没说完。窗外闪过慕尼黑的征兵站,青年们扛着步枪排队的身影与球场外买票的长队诡异地重合。我的行李箱里装着科瓦奇染血的护腿板,还有巴西小球迷送我的一袋咖啡豆——后来它们支撑我度过了整个伦敦大轰炸。
如今当我翻开泛黄的采访本,1938年的夏天依然在纸页间咆哮。那是一场用皮革缝制的世界杯,也是一场天真地相信体育能超越政治的世界杯。当匈牙利门将萨博捧着银牌亲吻十字架时,看台上举起的不是手机而是防毒面具。八十多年后的今天,每当听见球场欢呼声,我总错觉其中有1938年巴黎的雨声,有那些在战争中陨落的球星们未完成的射门。